俄罗斯司机跑完中国高速，回国直言，差距真的很大

俄罗斯司机跑完中国高速，回国直言，差距真的很大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把他那辆锈迹斑斑的沃尔沃FH16卡车停靠在满洲里口岸的俄罗斯一侧，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支烟。西伯利亚的寒风从贝加尔湖方向刮过来，吹得路边的白桦树呜呜作响。车里的温度表显示外面是零下三十二度，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冷，就像习惯了自己的掌纹。

他今年四十七岁，开了二十三年卡车，从苏联时代开到俄罗斯联邦，从国营运输公司开到私人货运老板。他的卡车是一辆二零零四年的老沃尔沃，里程表早就超过了百万公里，发动机大修过两次，驾驶室里的座椅塌了半边，他垫了两块泡沫板。车身上喷着褪色的公司标志——“远东之星”运输公司，名字起得响亮，其实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一个破院子里的五六辆车。

这次接的单子是从俄罗斯赤塔运送一批木材加工设备到中国的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拉一批建材回俄罗斯。这是他第一次跑中国境内的长途。之前他只到过满洲里口岸，卸了货就掉头回去，从来没有真正深入过中国的内陆。这次是因为货主加了钱，而且哈尔滨那边的回程货价格不错，他的老板才勉强同意让他跑这一趟。

“谢尔盖，到了中国别给老子丢人。”老板瓦西里在他出发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嘴里喷着一股伏特加和腌黄瓜混合的气味，“那些中国人干活快得很，你别磨磨蹭蹭的。”

谢尔盖把烟头弹出窗外，发动了引擎。柴油机在严寒中艰难地咆哮了几声，终于不情不愿地转了起来。他挂上一档，缓缓驶向口岸的检查区。

通关手续比他想象的要顺利。中国这边的边防人员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脸被冻得通红，但态度很客气。一个年轻的海关官员用生硬的俄语告诉他需要哪些文件，检查完之后还冲他笑了一下，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谢尔盖在俄罗斯的边境口岸见过太多冷着脸、伸手要小费的官员，这种待遇让他有些受宠若惊。

过了口岸，是一条宽阔平整的公路。谢尔盖下意识地踩下刹车，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路面。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路面平整得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标线清晰，路肩干净，没有任何坑洼和裂缝。在他的老家赤塔，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联邦公路M58是什么鬼样子，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坑，桥面接头处能颠飞你的午饭，冬天结冰夏天翻浆，开一趟下来腰都散了架。

他小心翼翼地驶上这条中国公路，卡车平稳得像在冰面上滑行。车速表从六十慢慢升到八十，然后稳定在九十。没有颠簸，没有异响，连车厢里那个松动的工具箱都不响了。谢尔盖打开收音机，调到一个中国电台，里面传来一个女声，说着他听不懂的汉语，但声音很温柔，像是在唱一首没有调子的歌。

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大约有九百多公里。按照谢尔盖的经验，在俄罗斯的公路条件下，这个距离至少需要跑两天，还得祈祷路上别出什么幺蛾子。但当他看到路边那些绿色的交通指示牌上标注的距离和限速后，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路况一直这么好，他一天之内就能到达。

“不可能，”他对自己说，“前面肯定有烂路。”

他错了。

从满洲里一路往东南，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边缘，公路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平整度。沿途的服务区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每个都干净整洁，有加油站、餐厅和免费的开水供应。谢尔盖在第一个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候，看到停车场里整齐地排列着几十辆卡车，全部是崭新的国产车——一汽、东风、陕汽，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牌子，但每一辆都擦得锃亮，和他那辆浑身锈迹的老沃尔沃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他在服务区的超市里买了一碗泡面和一根火腿肠。收银员是个圆脸姑娘，看到他的外国面孔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用手机翻译软件问他从哪里来。谢尔盖说俄罗斯，姑娘笑了，在手机上打出一行翻译：“欢迎你来中国！”还多送了他一包榨菜。

谢尔盖端着泡面坐在服务区的餐厅里，透过落地玻璃窗看着外面笔直的公路。冬日的阳光照在路面上，反射出一层淡淡的金色。几辆小轿车从远处驶来，安静地超过一辆卡车，然后消失在公路的尽头。整个过程流畅、有序，没有鸣笛，没有抢道，没有他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一路上司空见惯的野蛮驾驶。

他吃完泡面，用开水把碗冲了一下，倒进垃圾桶里。出门的时候他注意到服务区的卫生间——地面是干的，洗手台是干净的，隔间里有卫生纸，水龙头出的是热水。他站在洗手台前，用热水洗了一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四十七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西伯利亚的沟壑，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因为常年的疲劳和酒精布满了血丝。他想起赤塔那个破旧的运输公司院子，厕所是旱厕，冬天冻得屁股疼，夏天臭得进不去人。瓦西里说公司要换新车，说了三年，连个轮胎都没见到。

他把脸上的水擦干，走出卫生间，迎面碰上了一个中国卡车司机。对方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干净的工装外套，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中国司机笑着点了点头，用英语说了句“Hello”。谢尔盖回了句“Здравствуйте”，然后两个人都笑了，因为谁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重新上路之后，谢尔盖发现自己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这条公路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开了二十三年卡车的人对路况的敏感是刻在骨子里的。他注意到路面的沥青颗粒很细很匀，轮胎碾上去的噪音很小。路肩的排水沟修得很规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排水口。路中间的隔离带种着修剪整齐的灌木，虽然是冬天，枝叶枯黄，但能想象到夏天的时候一定是一片葱绿。

最让他惊讶的是，每隔一段距离，路边就会出现一块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前方的路况信息和天气预警。这在俄罗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在他的国家，能有一条不坑坑洼洼的公路就谢天谢地了，至于什么电子信息板，那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才有的奢侈品。

黄昏时分，他驶入了哈尔滨的绕城高速。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车速。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在夕阳下铺展开来，像一条灰色的绸带缠绕在城市周围。立交桥层层叠叠，每一座都庞大而复杂，桥面上的车流有序地流动着，红色的尾灯和白色的前灯交织成两条流动的光河。远处的哈尔滨市区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高楼大厦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

谢尔盖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下了车。他站在护栏旁边，点了一支烟，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西伯利亚的寒风吹不到这里，但哈尔滨的冬夜同样寒冷，他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迅速消散。他想起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那里的公路年久失修，很多地方连路灯都没有，晚上开车全靠车灯和自己的眼睛。那里的立交桥还是苏联时代修的，桥面上的钢筋都露了出来，每次从上面开过去都让人心惊胆战。

而这里，仅仅是一个中国东北的城市，就已经呈现出一派他在俄罗斯从未见过的现代化景象。

他抽完烟，用脚碾灭烟头，然后弯腰把烟头捡起来，放进了口袋里。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这里的路面太干净了，干净到他不好意思把一个烟头扔在上面。

到达哈尔滨货运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货运站灯火通明，巨大的仓库像一个个白色的方块排列在场地里。工作人员指挥他把车倒进卸货区，动作干净利落，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就完成了。卸货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几个工人操作着叉车，把那些沉重的木材加工设备从车厢里搬下来，码放到仓库的指定位置。他们的动作快而精准，彼此之间几乎不需要语言交流，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配合到位。

货运站的调度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王，会一点俄语，是年轻时在中俄边境做边贸学的。王调度递给谢尔盖一张回程的货单，用磕磕绊绊的俄语告诉他，装货的时间是明天早上八点，今晚他可以在货运站的司机休息室过夜。

“休息室？”谢尔盖有些意外。

王调度带他去了司机休息室。那是一个两层的小楼，一楼是公共浴室和洗衣房，二楼是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房间。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床单雪白，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一台小电视和一个烧水壶。暖气烧得很足，进屋不到五分钟，谢尔盖就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冻了一天的骨头开始慢慢化开。

他在浴室里洗了个热水澡。花洒的水量很大，温度可以自己调节，他站在水流下冲了很久，把这几天在西伯利亚公路上积攒的尘土和疲惫全部冲掉。洗完之后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躺在床上打开了电视。电视里在播放俄罗斯的卫星频道，是他的母语节目，但他看着屏幕上那些关于俄罗斯经济不景气和远东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新闻，忽然觉得很荒诞。

他关了电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他的父亲伊万，一个在苏联时代当过筑路工人的老布尔什维克。老伊万在世的时候经常跟谢尔盖讲，他们那代人是怎么在西伯利亚的冻土带上修路的——用铁锹，用镐头，用炸药，用手。那时候他们相信自己在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相信脚下的路会通向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老伊万临死前拉着谢尔盖的手说：“儿子，我修了一辈子路，但咱们国家的路还是不够好。你们这代人要继续修啊。”

可是后来呢？苏联没了，老伊万修的那些路大部分都荒废了，因为没钱养护，冻土带上的公路修了坏坏了修，永远在修永远都不够好。谢尔盖自己开了二十三年卡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俄罗斯的公路是什么样子——那不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样子。

他又想起他的前妻娜杰日达。他们离婚七年了，娜杰日达带着儿子搬去了莫斯科。离婚的原因很复杂，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字——穷。他开卡车挣的那点钱，在叶利钦时代连养家糊口都勉强，到了普京时代稍微好了一点，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娜杰日达跟他吵架的时候总是喊：“你看看你，都快五十了，还在开那辆破卡车，你有什么出息？”他没法反驳。儿子安德烈今年十九岁，在莫斯科上大学，学的也是交通运输。谢尔盖每个月给儿子寄生活费，有时候多了有时候少了，但从来没断过。他不知道儿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两年前的夏天，安德烈回赤塔过暑假，父子俩坐在老房子的门槛上，没说几句话就陷入了沉默。

谢尔盖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货运站的夜景，一排排卡车整齐地停在车位里，车身上的反光条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银光。那些卡车全部是新的，保养得很好，和他那辆老沃尔沃比起来，简直像两个时代的产物。

“差距真的很大。”他喃喃自语，用的是俄语。

第二天早上，他去货运站的食堂吃了早饭。食堂很大，能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早餐的品种多得让他眼花缭乱——粥、包子、油条、鸡蛋、豆浆、小菜，还有现煮的面条。他端着餐盘，每样都拿了一点，最后一结账不到二十块钱。他换算了一下卢布，更觉得不可思议。

装货的过程同样高效。叉车工人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满车的建材装好了，码放得整整齐齐，还用绑带做了固定。谢尔盖看着那些工人干活的样子，心里暗暗佩服——这些人干活是真卖力，不是磨洋工，不是应付差事，而是真的在认真做事。这种精神面貌，他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

出发前，王调度送了他一张中文的公路地图，在上面用笔圈出了回程的路线，标注了几个重要的休息点和加油站。他还递给谢尔盖一张写着中文的小卡片，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把这张卡片给当地人看，上面写的是“我是俄罗斯司机，需要帮助”。

谢尔盖接过卡片，想说点什么感谢的话，但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最终只是紧紧地握了握王调度的双手，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像他父亲的手。

回程的路线是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呼伦贝尔返回满洲里口岸。他本可以原路返回，但王调度建议他走这条路线，说风景更好。谢尔盖听从了他的建议。

出了哈尔滨市区，重新驶上高速公路。白天的视野更加清晰，他能看到公路两侧广袤的松嫩平原，被积雪覆盖着，白茫茫的一片延伸到天际。偶尔会经过一片风力发电场，白色的风车在蓝天下缓缓转动，像一群巨大的白鸟落在雪原上。那些风电场规模之大，让谢尔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在俄罗斯，他只在电视上见过这种规模的风力发电设施。

上午十点多，他遇到了这趟行程中的第一个麻烦。右后方的轮胎压力报警灯亮了，他赶紧把车停到应急停车带，下车检查。右后轮的外侧轮胎瘪了，从胎面上找到了一根钉子。谢尔盖骂了一句脏话，打开工具箱准备自己换胎。他的工具箱里有千斤顶和扳手，但操作起来非常费力，而且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里换轮胎，是一件让人想死的事。

他刚把千斤顶架好，一辆黄色的救援车就从后面驶了过来，车顶上闪烁着橙色的警示灯。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用中文说了几句话。谢尔盖听不懂，但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需要帮忙吗？

谢尔盖指了指瘪掉的轮胎，又指了指自己手里的扳手。年轻人点点头，回到救援车上拿出了专业的液压千斤顶和气动扳手。在他的帮助下，换胎工作不到十五分钟就完成了。年轻人还帮他把备胎的气压检查了一遍，确认没问题之后，拿出一张表格让他签字。

“多少钱？”谢尔盖用英语问，这是他少数能说的英语单词。

年轻人摆摆手，在手机的翻译软件上打了一行字，然后把屏幕转过来给他看。上面写着：“高速公路救援免费。”

谢尔盖以为自己看错了，让年轻人又翻译了一次，确认了“免费”这两个字的含义。他愣了几秒，然后用俄语嘀咕了一句：“免费？”在他的国家，如果在荒郊野外抛了锚，叫一趟拖车至少要花掉半个月的工资，还得看救援人员的心情。

他签了字，年轻人冲他敬了个礼，开着救援车走了。谢尔盖站在原地，看着那辆黄色的小车渐渐驶远，在白色的雪原上变成一个跳动的小黄点。

重新上路之后，谢尔盖的心境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把这条路当作一条需要征服的旅途，而是开始用一种近乎欣赏的眼光去观察它。他注意到高速公路的护栏设计得很巧妙，在弯道处会加高加固，在下坡处会设置连续的减速带。他注意到隧道里的照明非常好，不像俄罗斯有些隧道里面黑洞洞的，开进去像钻进了矿井。他注意到沿途的每一个出口都有清晰的编号和地名指示，绝不会让你错过该下的路口。

这些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开了二十三年卡车的老司机，谢尔盖太清楚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了——它们意味着设计这条路的人，真的替在路上跑的人想过。他不是没去过欧洲，两年前他跑过一次波兰，那里的公路也不错，但欧洲的富裕和中国的速度是两回事。中国的高速公路让他震撼的，不仅是路本身的质量，更是这种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他粗略估算了一下，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到齐齐哈尔、呼伦贝尔，这一路下来他跑了上千公里，全程都是这种高质量的高速公路。这在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

中午他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吃饭。这个服务区比他昨天遇到的那个更大，除了基础的加油站和餐厅之外，还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司机之家，里面有按摩椅、电视、热水淋浴，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图书角。谢尔盖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几个卡车司机正坐在按摩椅上聊天，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个保温杯，杯子里冒着热气。

他在餐厅里点了一份饺子。饺子皮薄馅大，蘸着醋和辣椒油吃，热乎乎地吞下去，整个人都暖了起来。邻桌坐着一个看起来比他年长的中国司机，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比他还要深。老司机冲他笑了笑，用东北口音说了几句话。谢尔盖听不懂，但能感受到那种热情。他用手机翻译软件打了一行俄语，翻译成中文给对方看：“我是俄罗斯人，第一次来中国跑长途。”

老司机看完之后，眼睛亮了，也用手机翻译软件回了一句：“俄罗斯好啊，我年轻时在漠河那边跑过边贸，见过你们俄罗斯人，能喝！”

谢尔盖笑了，他掏出自己随身带的小酒壶，里面装的是伏特加，这是他多年来跑长途的习惯。老司机看到酒壶，眼睛更亮了，但马上又摆摆手，指了指窗外的卡车，用手机翻译说：“不能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中国查得严。”

谢尔盖把酒壶放回口袋，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知道在中国酒驾查得很严，但亲眼看到一个老司机这样自律，还是让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震动。在俄罗斯，酒后开车几乎是卡车司机圈子里公开的秘密。尤其是跑长途的，不少人习惯在车上放一瓶伏特加，冷了喝一口，困了喝一口，无聊了也喝一口。他也这样，虽然不至于喝到大醉，但跑一趟长途下来，半瓶伏特加总是要下去的。

而现在，一个中国老司机的自律让他意识到，他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习惯，其实一点都不理所当然。

吃完饭之后，他注意到邻桌的老司机在吃完饭之后，把所有用过的纸巾和一次性筷子都收进了餐盘里，端着餐盘走到回收处，分类倒进了不同的垃圾桶里。然后老司机去洗手池边，拧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仔细地洗了手，甩干之后才走出餐厅。

谢尔盖跟着做了同样的动作。这不是什么大事，但他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在俄罗斯的服务区餐厅里，大多数时候桌上一片狼藉，吃剩的骨头和洒出来的汤汁到处都是，服务员永远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但在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

下午的路程穿过呼伦贝尔草原的边缘，公路两侧的积雪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谢尔盖把遮光板放下来，戴上墨镜，车速稳定在一百公里左右。路况好到他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颠簸，方向盘的轻微抖动都消失了大半。他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一个音乐频道，扬声器里传出一首悠扬的中国民歌，是一个女人在唱，声音高亢而辽阔，像是草原上的风。

他听着歌，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雪原，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在俄罗斯开车的时候他也孤独，但那是西伯利亚式的孤独，沉重、压抑，带着一种与世隔绝的荒凉。而此刻的孤独感却是另一种质地，更轻，但也更尖锐。它来自于对比，来自于他亲眼看到的这一切和他日常生活的巨大落差，来自于他意识到自己开了二十三年卡车的那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他想起儿子安德烈。安德烈在莫斯科上大学，将来肯定会留在莫斯科工作，不会再回赤塔那个破落的小城了。他也希望儿子不要回来，回来能做什么？开卡车？修卡车？还是在那个破运输公司院子里混吃等死？他希望安德烈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但他不知道那个未来在哪里。在俄罗斯，有太多的年轻人像安德烈一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然后再也不回来。赤塔那种地方，只剩下老人和回忆，冬天的时候街道上冷冷清清，只有野狗在垃圾堆里翻吃的。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安德烈能来中国看看就好了。让他看看这里的公路，这里的服务区，这里的货运站，让这个学交通运输的年轻人看看，什么才是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老伊万那代人用铁锹和镐头修了一辈子的路，但在谢尔盖这一代人手里，俄罗斯的公路不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在持续衰败。这不是伊万的错，也不是谢尔盖的错，但他们确实被某种更大的东西困住了。

傍晚时分，他抵达了呼伦贝尔附近的一个服务区，打算在这里过夜。服务区的规模比他之前遇到的更大，除了常规设施之外，还有一家旅馆和一个小型超市。他把车停好，走进旅馆大堂的时候，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标注着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网。那些红色的线条像血管一样，把整个国家连接在一起。谢尔盖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用手指沿着自己走过的路线比划——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再到齐齐哈尔、呼伦贝尔，马上就要出呼伦贝尔回到满洲里了。这条路线在地图上只是一小段，但已经让他见识了太多。

旅馆的前台是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岁。她用流利的英语跟谢尔盖说，标准间一百五一晚，含早餐。谢尔盖又愣住了——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这个偏僻地方的前台居然会说英语。在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别指望在任何一个中小城市找到会说英语的服务人员。

他办了入住，房间在二楼，干净整洁，暖气充足，窗外能直接看到停车场里自己的那辆卡车。他坐在床边，拿出手机，犹豫了很久，终于拨通了儿子安德烈的电话。

电话响了五声之后接通了，那边传来安德烈略带惊讶的声音：“爸？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在中国。”谢尔盖说。

“中国？”安德烈的声音提高了半度，“你怎么跑到中国去了？”

“送货。从赤塔到哈尔滨，现在在回程的路上。”谢尔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安德烈，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这里的公路，”谢尔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认真，“我开了二十三年卡车，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公路。从满洲里到哈尔滨，上千公里，全部是高速公路。路面平整得像是用机器磨过一样，服务区比莫斯科的商场还干净，救援是免费的，工人的效率高得吓人。安德烈，你学的是交通运输，你应该来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谢尔盖能听到儿子的呼吸声，还有莫斯科街头的车流声。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安德烈问。

“没喝酒。我清醒得很。”谢尔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酒壶，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我一滴都没喝。”

“你听起来不太对劲。”安德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警惕，也有隐约的关心。

谢尔盖深吸一口气，说：“安德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落后了。我们落后了很多。你现在在莫斯科学的东西，以后能用到什么地方去？俄罗斯的公路，俄罗斯的交通系统，你觉得十年二十年之内能变成中国这样吗？如果能，你就留在俄罗斯，好好干。如果不能……”他没有说下去。

安德烈沉默了很久，久到谢尔盖以为信号断了。

“爸，”安德烈终于开口了，声音变得很轻，“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种话的俄罗斯人。”

“什么意思？”

“学校里的人，电视上的人，网上的那些人，所有人都在说俄罗斯有多厉害，说中国是靠着廉价劳动力和抄袭才发展起来的，说他们的成就没什么了不起。但你是第一个亲眼看到之后，跟我说实话的人。”

谢尔盖握紧了手机，指节发白。

“安德烈，”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开了二十三年卡车，以后继续开，开到开不动为止。但你还年轻。你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要自己去看。你爸没本事让你过上好日子，但至少要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鼻息，像是安德烈在努力克制着什么。然后儿子说了一句让谢尔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爸，等我放寒假，我想去中国看看。你能带我去吗？”

谢尔盖的眼眶一热。他使劲眨了几下眼睛，盯着窗外停车场里那辆老沃尔沃的轮廓，声音稳得出奇。

“能。等你放假了，爸带你来。”

挂了电话之后，谢尔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发呆。那盏灯发出暖黄色的光，温柔地铺满整个房间。窗外偶尔传来一阵卡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很轻很柔，像一层薄雪落在冰面上。

他翻了个身，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酒壶，放在床头柜上。酒壶是金属的，表面磨得发亮，是他前妻在他三十五岁生日时送的礼物，上面刻着一行字：“给我的谢尔盖，世界上最远的司机。”那是他们还没离婚的时候，娜杰日达还叫他“谢廖沙”——谢尔盖的爱称。后来他们离婚了，她叫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像叫一个陌生人。

他把酒壶拿起来，拧开盖子，闻了闻里面伏特加的气味。那气味很冲，带着一种工业酒精般的刺激感。他拧上盖子，把酒壶放回口袋，然后关了灯。

黑暗中，他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风声。呼伦贝尔的夜风比西伯利亚的柔和很多，吹过窗玻璃的时候只发出轻微的呼呼声，不像赤塔那样整个窗户都在震。

第二天一早，他吃了旅馆提供的免费早餐——热粥、鸡蛋、包子、还有几碟他不认识但很好吃的咸菜。吃完饭之后他去前台退房，马尾辫姑娘笑着跟他说“一路平安”，用的是英语。谢尔盖点点头，用俄语回了一句“谢谢”，也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

继续上路。从呼伦贝尔到满洲里的路程大约两百公里，是这趟中国境内行程的最后一段。公路两侧的积雪渐渐变厚，树枝上挂满了雾凇，整片树林像是被白糖裹了一层。太阳升起来之后，雾凇开始融化，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在路面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水迹。

他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遇到了这趟行程的第二个麻烦——一辆中国牌照的小轿车打着双闪停在应急停车带上，车旁站着一对年轻男女，男的正在掀引擎盖，女的抱着一个大概三四岁的孩子，冷得直跺脚。谢尔盖本能地减速，把车停在了那辆轿车后面。

他跳下车走过去，用俄语问了一句“怎么了”，然后想起对方听不懂，又用英语说了句“Help？”。年轻男人抬头看他，脸上满是焦急，用中文说了一长串话，谢尔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这个问题不需要语言——谢尔盖是老司机，他走到车头前，掀开引擎盖看了一眼，立刻明白了问题所在。冷却液管子裂了一条缝，防冻液漏了一地，发动机过热冒烟了。

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卡车上，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卷强力胶带和一桶备用防冻液。这是他车上常备的东西，在俄罗斯跑长途这些东西不带齐就是找死。他用胶带把裂缝处缠了好几圈，缠得密密实实，然后拧开防冻液的盖子，把漏掉的液体补了回去。做完这些之后，他示意年轻男人发动车子试试。引擎点着了，运转了几分钟，温度表回到了正常范围。

年轻男人从车里跳下来，激动地握住了谢尔盖的手，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那个抱孩子的女人也走过来了，眼眶红红的，用中文说着感激的话。谢尔盖摆摆手，用俄语说“不用谢”，然后又用英语说了句“OK，OK”。他看到那个孩子——是个小女孩，戴着粉色的毛线帽子，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正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他。谢尔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的帽子，小女孩咯咯地笑了。

年轻男人掏出钱包，抽出一叠人民币递过来。谢尔盖坚定地推了回去，指了指自己的卡车，又指了指前方的公路，意思是“我该走了”。年轻男人似乎还想坚持，但谢尔盖已经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卡车。他上了车，发动引擎，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一家人还站在原地朝他挥手。他按了一声喇叭作为回应，然后挂挡驶上了公路。

接下来的路程很顺利。临近中午的时候，他到达了满洲里口岸。当他把车停在中国一侧的出境检查区时，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他说不清那是什么——像是一种遗憾，又像是一种期待。

出境手续办完之后，他的车轮碾过了国境线，重新回到了俄罗斯的土地上。那一瞬间，路面从平整的柏油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车厢后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那个松动的工具箱又开始了它的震动表演。谢尔盖没有减速，他习惯了这种颠簸，就像习惯了自己的掌纹。但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想——这种颠簸，是不是不应该被习惯？

从满洲里到赤塔的公路是M58联邦公路的一部分。这条路他跑过无数次，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坑、哪里会颠。路面上到处是裂缝和补丁，有些补丁比原来的路面还高，开过去像是过减速带。路肩基本不存在，排水沟被积雪和淤泥堵死了，融雪水漫到路面上，在低温下结成薄冰，形成一片一片的暗冰区。

他开了不到五十公里就感觉腰开始疼了。在中国的高速公路上跑了两天，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那种平稳，现在突然回到这种路况，脊椎发出了抗议。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座椅后面的泡沫板重新垫了一下，咬着牙继续开。

天色渐渐暗下来。公路两侧是茫茫的西伯利亚针叶林，黑压压的一片，偶尔闪过几盏孤零零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圈。对面驶来的卡车个个开着刺眼的远光灯，跟他的老沃尔沃擦肩而过的时候，整个驾驶室都会猛地一震。一辆接着一辆，对方司机关远光灯的概率不到一半。

在一个加油站停车休息的时候，谢尔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同行——彼得罗维奇，一个跑赤塔到伊尔库茨克线路的老司机。彼得罗维奇正蹲在自己的卡车旁边抽烟，看到谢尔盖过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谢尔盖，听说你去中国了？”彼得罗维奇递过来一支烟。

谢尔盖接过烟，在对方的打火机上点燃了。两个老男人蹲在加油站的墙根下，面前是两辆同样破旧的卡车，背后是西伯利亚无尽的寒夜。

“去了，”谢尔盖吐出一口烟，“去了哈尔滨。”

“怎么样？中国人是不是都骑着自行车？”彼得罗维奇笑得很放肆。

谢尔盖没有笑。他抽了口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彼得罗维奇，你见过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吗？”

彼得罗维奇的笑容僵住了。

“你见过几十公里一个的服务区，每个都有热水淋浴和干净的厕所吗？你见过高速公路上免费的救援服务吗？你见过货运站里有带独立卫生间的司机休息室吗？”

彼得罗维奇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全见到了，”谢尔盖把烟头在墙上按灭，然后习惯性地把烟头放回口袋里，“从满洲里到哈尔滨，上千公里，全是这样的路。彼得罗维奇，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两个老男人同时陷入了沉默。加油站的霓虹灯在寒风中发出嗡嗡的电流声，远处传来几声狗吠，随即被风声淹没。

“你说的这些，跟我也没关系，”彼得罗维奇最后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无所谓，“反正我干不了几年了，这破车能不能撑到我退休都难说。”

谢尔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看着彼得罗维奇那张在霓虹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的脸，忽然觉得很悲哀。不是因为彼得罗维奇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对于彼得罗维奇这代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但对于安德烈呢？对于他儿子那代人呢？

他回到卡车上，发动引擎。柴油机在严寒中咆哮了几声，然后不情愿地转了起来。他挂上挡，驶出加油站，重新汇入M58公路上稀疏的车流。前方的路还很长——从这里到赤塔还有三百多公里，按照这个路况，至少还要开五六个小时。

他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一个放老歌的频道。扬声器里传出一首苏联时代的歌曲，是柳拜乐队的《马儿》，那首歌唱的是草原和远方，唱的是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人。谢尔盖跟着哼了几句，声音沙哑而苍凉，在驾驶室里回荡。

凌晨两点，他终于回到了赤塔。他把卡车开进“远东之星”运输公司的院子，熄了火，但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看着院子里的景象——几辆同样破旧的卡车横七竖八地停着，办公室的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瓦西里大概还在里面喝酒。墙角堆着一些废旧的轮胎和零件，被积雪盖住了大半，露出黑乎乎的边角。

他下了车，踩着吱嘎作响的雪走进办公室。瓦西里果然在里面，坐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放着一瓶伏特加和半根腌黄瓜。看到谢尔盖进来，瓦西里咧嘴笑了，把酒瓶推过来。

“回来了？怎么样，中国人没把你吃了？”

谢尔盖在瓦西里面前坐下，接过酒瓶，但没有喝。他把酒瓶放在桌上，看着瓦西里那张被酒精泡得浮肿的脸。

“瓦西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要加工资？”瓦西里打了个酒嗝。

“不，”谢尔盖说，“我想让你把公司的车换掉。”

瓦西里愣住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拍着桌子，那根腌黄瓜从桌上滚到了地上。

“换车？你说换就换？你知道一辆新卡车多少钱吗？把咱俩卖了都买不起一个轮胎！”

谢尔盖没有笑。他平静地看着瓦西里，等他笑完了才继续说：“我知道买不起新车。但至少可以把这些老车好好修一修，把该换的零件换了，把该保养的地方保养了。我在中国看到他们的卡车，每一辆都保养得像新的一样。瓦西里，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工具箱盖子跑掉了，就因为它从来没被认真地修过。”

瓦西里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他盯着谢尔盖，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谢尔盖，你是不是被中国人洗脑了？去了两天就回来说这些？”

“我没有被任何人洗脑，”谢尔盖的声音变得很沉，“我只是亲眼看到了差距。瓦西里，你知道中国的高速公路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他们的服务区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他们的货运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没资格说我被洗脑了。”

瓦西里沉默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老式暖气片发出的嘎吱声。过了很久，瓦西里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一口闷掉。

“谢尔盖，”他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你说的这些我都信。但你告诉我，我拿什么去改变？我这家破公司，每个月挣的那点钱连给车加油都不够。你说中国好，那你去中国开卡车啊，你又不会说中文。”

“我不会说中文，”谢尔盖承认，“但我儿子可以学。”

瓦西里愣住了。

谢尔盖站起来，把那瓶伏特加拿起来，放回到瓦西里面前。“这个你留着喝吧。我以后开车不喝了。”

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瓦西里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谢尔盖”，但他没有回头。

走出院子的时候，赤塔的夜空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街道上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灰黑色的泥浆，路灯坏了一多半，剩下的几盏发出昏暗的光。他沿着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往家走，每一步都踩在冻得硬邦邦的雪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的家在赤塔老城区一栋五层赫鲁晓夫楼的四楼。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他摸着黑爬上楼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暖气片只是微微温热，勉强维持着不结冰的温度。

一室一厅的房子，家具还是他和娜杰日达结婚时置办的，沙发弹簧松了，坐下去整个人都会陷进一个坑里。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照片，有一张是他年轻时刚拿到卡车驾照那天拍的，照片里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站在一辆崭新的卡玛兹卡车前面，穿着干净的工装，头发乌黑，眼睛里有光。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二十三年？还是二十四年？

他脱掉外套，坐到沙发上，拿出手机。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安德烈发来的。

“爸，我已经查了去中国的签证要求。俄罗斯公民可以免签去中国旅游，最多十五天。”

谢尔盖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嘴角慢慢弯起来。他回了一条消息：“你放寒假之前，我把车好好修一修。我们开车去。”

过了不到一分钟，安德烈回了消息：“开车？开你那辆老沃尔沃？”

“对。”

“爸，你那车能开到中国吗？”

谢尔盖笑了。他靠在塌陷的沙发里，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暗的吊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字：“它能开到哈尔滨，就能开到更远的地方。你爸开了二十三年卡车，这辈子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开。”

安德烈回了一个笑脸的表情。那个小小的黄色图标在屏幕上亮着，是这间冰冷屋子里最温暖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谢尔盖开始修车。他把那辆老沃尔沃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把该换的零件全部换了，把松动的螺丝全部拧紧，把工具箱的盖子重新焊了一遍。他甚至还找人把车身上的锈迹打磨掉，重新喷了一遍漆——虽然喷得不太均匀，但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寒碜了。

瓦西里看他天天泡在院子里修车，一开始觉得好笑，后来也不笑了，有时候还会过来帮把手。有一天下午，两个老男人一起趴在车底下换机油，弄得满身满脸都是黑乎乎的油污。瓦西里忽然说了一句让谢尔盖意外的话。

“谢尔盖，你说得对。”

“什么说得对？”

“差距。”瓦西里从车底下爬出来，用抹布擦着手上的油污，“我昨天晚上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德国人拍的中国高速公路纪录片。看完之后我一晚上没睡着。”

谢尔盖也从车底下爬出来，看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表情很复杂，那张被酒精和岁月侵蚀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谢尔盖很久没见过的神色——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刺醒之后的不甘。

“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救了，”瓦西里说，“但我们的儿子那一代，不能跟我们一样。”

谢尔盖拍了拍瓦西里的肩膀，没说话。两个老男人站在赤塔冬日稀薄的阳光里，身后是那辆焕然一新的老沃尔沃，车身上的油漆在阳光下反射出微弱的光芒。

安德烈放寒假的那天，谢尔盖开着修整一新的老沃尔沃，从赤塔出发去满洲里接他。安德烈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后贝加尔斯克，过了边境就是满洲里。谢尔盖把车停在中国口岸的停车场里，站在接站口等儿子。

当安德烈拖着行李箱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谢尔盖差点没认出来。儿子比两年前长高了一截，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肩膀上挎着一个电脑包。他看到谢尔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两个男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一步的距离，谁都没有先伸手。

然后安德烈笑了，那个笑容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伸出手，不是去握手，而是直接给了他父亲一个拥抱。谢尔盖被儿子抱着，身体僵了一瞬，然后慢慢抬起手，拍了拍安德烈的后背。

“欢迎来到中国。”他说。

安德烈松开他，看着父亲身后的那辆老沃尔沃。车身上新喷的漆在满洲里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虽然有些地方的喷漆技术明显不怎么样，但看得出来花了很多心思。

“爸，你真的把车修好了。”安德烈说。

“我说到做到。”

安德烈绕着卡车走了一圈，用手摸了摸车门上新喷的漆面，然后回头看着谢尔盖，眼睛里有一种谢尔盖从未见过的光。

“爸，我们现在去哪？”

谢尔盖拉开车门，坐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柴油机的轰鸣声在停车场里回荡，像一首老歌的前奏。他等安德烈上了副驾驶座，挂上挡，然后说了两个字。

“上路。”

老沃尔沃缓缓驶出停车场，驶上了满洲里那条宽阔平整的公路。安德烈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街景——崭新的住宅楼，整齐的商业街区，宽敞的道路和绿化带。他的表情从最初的平静，渐渐变成了惊讶，最后变成了沉默。

谢尔盖没有打扰儿子。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说，眼睛会告诉一切。

他们沿着谢尔盖上次跑过的路线驶向哈尔滨。一路上，安德烈几乎没怎么说话，但他的眼睛一刻都没停下来过。他看着服务区，看着加油站，看着路边的电子显示屏，看着来来往往的崭新卡车。他的专业是交通运输，他能看到比谢尔盖更多的东西——他看到的是路网规划的科学性，是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是一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的决心和能力。

到了哈尔滨之后，谢尔盖把车开进了他上次住过的那个货运站。王调度认出了他，热情地迎上来，用他那磕磕绊绊的俄语打招呼。当谢尔盖把安德烈介绍给他的时候，王调度笑得更灿烂了，拍着安德烈的肩膀说了一串中文，其中几个字安德烈听懂了——“好小子”，“像你爸”。

那天晚上，他们父子俩住在货运站的司机休息室里。房间和谢尔盖上次住的一样干净整洁，热水充足，暖气很足。安德烈洗完澡出来，坐在床边擦头发，忽然开口了。

“爸，我在莫斯科学了三年交通运输，”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谢尔盖能听出底下压着的情绪，“我们学的是苏联时代的教材，老师讲的是苏联时代的案例。我从来没在课堂上看到过这样的路，这样的服务区，这样的货运站。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在这里是活的。”

谢尔盖靠在窗台上，看着儿子。

“安德烈，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安德烈把毛巾放下，双手交叉握在一起，“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回俄罗斯吗？回去之后我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做什么？设计一条永远修不好的公路？规划一个永远没钱建的服务区？”

谢尔盖走到儿子面前，蹲下来，双手按住安德烈的肩膀。他的动作很重，像他父亲伊万当年对他一样。

“安德烈，你听我说。我开了二十三年卡车，在俄罗斯的公路上跑了两百多万公里。我知道我们的公路有多差，但我不恨它，因为那是我的国家，是我的路。你爷爷修了一辈子的路，到头来那些路大部分都坏了，但他到死都没有后悔过。你知道为什么吗？”

安德烈摇摇头。

“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把那些路修好。不是他，不是我这代人，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安德烈，你不需要现在就找到答案。但你看到了差距，你承认了差距，这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去想怎么缩小这个差距。回俄罗斯也好，去别的地方也好，你得把这个差距记在心里，让它成为你走下去的动力。”

安德烈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酒精的浑浊，只有一种被岁月磨砺过的清澈。他点了点头。

第二天，他们继续上路。谢尔盖开着车，安德烈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不时地在上面写着什么。谢尔盖看了一眼，看不懂，因为安德烈写的是英文和一些他看不懂的符号，大概是交通工程的专业术语。

“你在写什么？”谢尔盖问。

“我在记录，”安德烈头也不抬，“这条路的设计特点，服务区的分布规律，货运动线的组织方式。这些东西在俄罗斯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出现，但它们是活的案例，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教材。爸，你说的对，亲眼看到的东西和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能没办法一下子改变什么，但我至少可以先把这些记下来，带回去，也许有一天会用到。”

谢尔盖握着方向盘，嘴角微微弯起来。他没有说话，但他心里在想一件事——他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但那辆老沃尔沃上坐着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卡车司机和他的儿子。

他们在哈尔滨待了两天，然后继续往南开。谢尔盖没有按照上次的路线返回满洲里，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继续南下，去长春，去沈阳，甚至去更远的地方。他想让安德烈多看看，多看一点，看得越多越好。

安德烈在长春看到了一个超大型的物流园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赤塔整个老城区的三倍。自动化分拣系统在巨大的仓库里嗡嗡运转，传送带上的包裹像流水一样被精准地分配到不同的出口。安德烈站在参观平台上，看着下面那些机器和人在协调运转，拿着笔记本飞快地写着，写了满满好几页。

在沈阳，他看到了一座新建的公铁两用大桥，大桥横跨辽河，上层是高速公路，下层是高铁轨道。他站在桥下仰头看，桥塔高耸入云，钢索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芒。他让谢尔盖把车停在路边，自己下车拍了几十张照片，从不同角度拍那座桥的结构。

“这是工程学的艺术品，”安德烈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在俄罗斯，建这样一座桥可能要花二十年，其中十五年用来扯皮。”

谢尔盖笑了。他觉得儿子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他们最后到达大连港的时候，已经是安德烈寒假倒计时了。大连港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集装箱码头上一排排龙门吊伸着钢铁巨臂，把五颜六色的集装箱从万吨货轮上卸下来，码放到卡车上。谢尔盖把车停在港区外的公路上，父子俩坐在驾驶室里，看着远处港口灯火通明的作业景象。

“爸，”安德烈忽然说，“我不想回莫斯科了。”

谢尔盖的心猛地一沉，但他没有立刻说话。他知道安德烈接下来还有话要说。

“我不想回去继续学那些三十年前的东西，”安德烈的声音很坚定，“我想申请中国的大学，重新读一个交通运输的硕士。我知道这个决定很突然，我可能需要先学一年的中文，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我想试一试。”

谢尔盖看着儿子在港口灯光映照下异常明亮的眼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酒壶——那个跟了他这么多年、前妻送他的金属酒壶。他拧开盖子，把里面的伏特加倒在了车窗外面的地上。

“这酒壶跟了我二十年，”他把空酒壶放在手掌上掂了掂，“我从来没想过要把它倒空。但你刚才说的话，让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做这件事。”

他把空酒壶递给安德烈。

“你可以留着它，也可以把它扔了。从现在开始，你决定你要走的路。”

安德烈接过那个磨得发亮的金属酒壶，翻过来看底部的刻字。“给我的谢廖沙，世界上最远的司机。”他的手指摩挲着那行已经模糊的字迹，抬起头看着父亲。

“爸，我不扔。但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

“不喝了，”谢尔盖发动了引擎，“回家。”

老沃尔沃掉转车头，驶离大连港。港口辉煌的灯火渐渐被抛在身后，前方的公路又黑又长，但车灯照亮的路面始终平整、宽阔、值得信赖。谢尔盖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的路，心里想着接下来的事情：先送安德烈回满洲里过境，然后回赤塔继续跑运输，攒钱。儿子要重新读书，不管是去中国还是去别的地方，都需要钱。他可以加班，可以多接几趟长途，一个月能多挣一些是一些。虽然累，但他心甘情愿。

安德烈坐在副驾驶座上，翻着他那个写满了记录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用俄语写了一句话，字迹潦草而有力——

“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窗外的东北平原在夜色中铺展开来，无边无际。两排路灯延伸到视线的尽头，和天上的星光连成一片。老沃尔沃的引擎在寒夜中稳稳地运转着，带着两个俄罗斯男人，行驶在一条中国的公路上。

这条路通往边境，通往赤塔，通往一个尚未确定的未来。但至少，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人物事件均为艺术创作，无任何现实指向，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