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岁，和老公做了个大胆决定：存款全取出来放家里

我70岁，和老公做了个大胆决定：存款全取出来放家里。

这事儿要是说出去，十个人里有九个半会说我们老糊涂了。剩下的那半个，估计也得犹豫半天，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一句，您二老是不是碰上什么难处了。可我跟老头子想得很清楚，不是糊涂，也不是碰上难处，就是我们俩活了七十多年，到头来忽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想做一件自己能做主的事。

我姓周，街坊邻居都叫我周姨。我和老头子都是退休工人，他在煤机厂干了一辈子钳工，我在纺织厂挡了三十多年的车。两个人加起来，退休金刚过五千块。在这个小县城里，五千块够用了，只要不生病不住院，日常开销绰绰有余。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加上早些年老头子在外面接点私活，攒下了一笔存款，三十六万。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是天文数字，是老头子一双一双钳子夹出来的，是我一根一根纱线纺出来的，是几十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分一厘抠出来的。

这笔钱，二十年前我们就存进了银行。那时候觉得银行是最稳妥的地方，钱放在里头，既安全又有利息，比压在枕头底下强多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这么认为，从来没有动过把钱取出来的念头，直到今年春天，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把我们老两口的想法彻底扭了个弯。

头一件事，是银行的事。

今年三月，我去银行取钱，排了四十分钟的队，好不容易轮到我，柜台里的小姑娘告诉我，存折消磁了，得换新的。我说那就换吧，她说换存折得本人身份证，我拿出来给她，她又说这个存折的开户名是我家老头子，得他本人来。我说我家老头子上个月摔了一跤，腿脚不利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带了两个人的身份证，也带了户口本，结婚证我也能回去拿。小姑娘一脸为难，说阿姨这是规定，不是我不帮您，系统过不去。

我站在柜台前面，后面排队的人开始不耐烦了，有人嘟囔着说快点快点，磨蹭什么呢。我的脸涨得通红，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这会儿倒像个办错事的小孩似的，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我把存折揣回兜里，低着头出了银行的门，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愣了好半天。

回到家，我跟老头子说了这事。老头子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等我腿好了再去吧。

我说，你要用钱怎么办？

老头子说，家里不是还有点现金吗，够撑一阵子。

家里的现金，一千二百块。我们老两口一个月的开销大概在一千五左右，也就是说，撑不到月底。最后还是打电话给儿子，让他转了五百块钱过来，才算对付过去。儿子转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二话没说就转过来了，但儿媳妇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大高兴，说怎么又要钱，上个月不是才给过吗。儿子赶紧把电话拿到一边去了，压低声音跟他媳妇解释了几句，具体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但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拿针在我心上扎了一下，不深，但疼。

第二件事，是老头子住院的事。

老头子摔跤是二月底的事，路上下雨，他骑电动车去买菜，拐弯的时候滑倒了，右小腿骨折。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医生说要做手术，让交押金，两万块。我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金，银行卡又没在身上，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隔壁床的家属帮我垫了两千块的急诊费，才先把人收进来了。第二天我去银行取钱，排队排了一个半小时，取到钱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回到医院把押金交上，老头子已经被安排进了手术室。医生出来跟我说，手术很顺利，但送来得晚了点，骨头已经开始愈合了，以后可能会有后遗症，走路会有点跛。

我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椅上，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晚了一点。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如果我当时身上有钱，如果不用跑去银行排队，如果不用等那一个半小时，是不是就不用晚这么一点点了？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但这件事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头，时不时地就疼一下。

第三件事，是邻居老刘家的事。

老刘跟我同岁，也是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跟我做了三十年的邻居。她家的情况比我们好，儿子在外地做生意，赚了些钱，每个月都给老两口打生活费。老刘手头宽裕，人也大方，平时买个菜碰到我，总要塞几个水果给我。今年四月，老刘的丈夫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人还是走了。办完后事，老刘的儿子回来整理遗物，发现他爸的存折和银行卡，拿去过户和销户的时候，麻烦来了。银行说，要各种证明，要死亡证明，要火化证明，要亲属关系证明，要继承权公证。老刘的儿子在外地有生意，不能待太久，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泡，跑了十几天，愣是没把手续办利索。最后一笔八万块的定期存款，到现在还冻在银行里，老刘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出来。

这些事，一件两件不算什么，可接二连三地发生，就像有人拿着锤子一下一下地敲一面墙，敲得人心发慌。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到底图什么？图安全？可银行似乎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安全，不是说钱会丢，而是要用的时候，不是你想拿就能拿出来的。图利息？三十六万存一年定期，利息不过几千块钱，还不够跑腿的功夫钱。

我把这些想法跟老头子说了。老头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了很长时间。他这个人一辈子不爱说话，但心里头什么都明白。他年轻的时候在煤机厂，师傅就说他，这小伙子嘴笨，但心里有数。过了好半天，他才开口，说，你说得对，存在那儿就是个数字，真到用的时候，还够不着。

我说，那咱们取出来？

老头子说，取出来放哪儿？

我说，放家里。

老头子扭过头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咧嘴笑了。他一笑，脸上那些褶子就全挤到一块儿去了，跟老树皮似的。他说，你胆子比我大。

我说，咱们活了七十多年，什么事没经历过？这点胆子还没有？

就这样，我们俩做了这个决定。

去银行取钱那天是个星期五，我跟老头子说好了，让他在家等着，我去取。他不干，非要跟我一起去。他的腿还没好利索，走路一跛一跛的，拄着一根我给他买的拐杖。我说你去了也进不去柜台，在外面干等着有啥意思。他说，三十六万呢，我得看着。

我们俩慢慢地走到公交站，坐了三站路，到了县城最大的那家银行。进去取了号，前面排了二十多个人。老头子腿不好，站不了太久，我让他在等候区的椅子上坐着，自己站着等。等了大概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我把存折和身份证递进去，说要把里面的钱全取出来。

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看了看存折，又看了看我，愣了一下，说，阿姨，您要把这笔钱全取出来？

我说，对，全取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说，这笔钱数目不小，您确定要取现金吗？转账或者部分支取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我说，我就要现金。

他看了看我身后，大概是在看我有没有家人陪着，然后压低声音说，阿姨，不是我多嘴，您取这么多现金放在身上不安全，要不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现在电信诈骗挺多的，您可千万别被人骗了。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心里头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活了七十岁，头发都白了，取自己的钱还要被人当贼防着？我说，小伙子，你放心，我没被人骗，也没老糊涂。这钱是我跟我老头子攒了一辈子的，我们想取出来放在家里，图个方便。你帮我办就行了。

他看我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叫来了主管。主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是问了一遍同样的话，我耐着性子又说了一遍。最后她点了点头，让我签了一堆单子，然后跟我说，阿姨，因为取现金额比较大，我们柜台现在没那么多现金，得从库里调，您得等一会儿。

我说我等。

这一等，又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老头子坐在等候区，中间我过去看了他两次，他靠着椅子背眯着眼睛，拐杖放在腿边，手里攥着那张叫号的小纸条，攥得紧紧的。我走过去的时候他睁开眼，问我好了没有，我说还得等一会儿，他又闭上眼，说，等。

终于，柜员叫了我的号。他把一摞一摞的现金从窗口里递出来，三十六万，三十六摞，用银行的纸袋子包着，放在托盘里。我接过来的时候，手都有点抖。我从来没有一次性拿过这么多钱，这些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是重量上的沉，是心里的沉。这三十六摞钞票，是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是老头子手上的茧子，是我眼睛里的飞花，是几十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舍不得下一顿馆子，攒下来的。

我把钱装进提前准备好的布袋子里，那是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外面印着一家药店的广告，看着不起眼。我把袋子的口扎紧，抱在怀里，转身去叫老头子。老头子看到我怀里的布袋子，眼睛亮了一下，拄着拐杖站起来，说，办好了？我说，办好了，走，回家。

我们俩慢慢地走出银行的大门。外面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谁也不知道我怀里这个不起眼的布袋子里装着三十六万现金。我跟老头子走在人行道上，他走得很慢，腿一跛一跛的，我跟在他旁边，一只手抱着布袋子，一只手扶着他的胳膊。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就那么慢慢地走着。路上经过一家糕点店，老头子的脚步停了一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玻璃橱窗里摆着刚出炉的桃酥，金黄金黄的，隔着玻璃都能闻到香味。我说买点吧，他点了点头。我掏出口袋里的零钱，买了半斤桃酥，卖桃酥的小姑娘利索地装好袋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放进另一个袋子里，跟那三十六万分开放。

回到家，关上门，我和老头子坐在床边，把布袋子里钱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床上。三十六摞，一张一张的，我们都数了一遍，确认没错。然后我们开始商量，这笔钱放哪儿。放抽屉里？不行，太显眼了。放衣柜里？也不行，万一进贼，衣柜是第一个被翻的地方。我们俩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最后老头子指了指墙角那块活动的地板砖，说，放这儿。

那块地板砖是我们家的老物件了，当年单位分的房子，住进来的时候就有，砖下面是个巴掌大的小坑，我们用来藏户口本和房产证的。老头子腿脚不方便，我来动手，把地板砖撬开，把三十六摞钱一摞一摞放进去，上面盖上户口本和房产证，再把地板砖合上，外面看不出一丝痕迹。做完这一切，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不是怕，是激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关着灯，谁都没睡着。隔了很久，老头子忽然开口了，说，老太婆。

我说，嗯。

他说，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

我说，糊涂就糊涂吧，反正咱们两个人一起糊涂，谁也不吃亏。

老头子嘿嘿笑了两声，翻了个身，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日子还是照常过，早起买菜，中午做饭，下午去公园溜达。外人看不出任何变化，但我跟老头子心里头都清楚，这个家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多了一笔钱的问题，而是多了一种踏实。那种踏实很玄妙，你说不清楚它从哪儿来的，但它就是在那儿，像冬天里烘在炉子边上的棉袄，摸上去暖烘烘的，穿在身上不觉得冷。以前钱在银行里，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钱，但总觉得隔了一层，像是存在别人家的东西，看得见摸不着。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它就实实在在躺在我们的脚底下，想看的时候看一眼，想摸的时候摸一下，是我们自己的，谁也拿不走，谁也卡不住。

当然，这种踏实也是有代价的。我开始变得比以前更加小心，更加警惕。出门买菜，以前我会跟楼下的大姐聊半天，现在不敢多耽搁，总觉得离开家太久了不放心。以前晚上睡觉，门锁上就不想了，现在半夜醒来，总要竖起耳朵听一听，确认没有动静才能继续睡。有一回半夜，楼上掉了个东西，哐当一声，我跟老头子同时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但我看到他眼里和我一样的不安。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同时笑了，笑着笑着就躺回去了。

这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不好受，但跟去银行排队、看人脸色的滋味比起来，我宁愿选这个。

麻烦事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头一件麻烦事是，我们的儿子知道了这件事。

儿子叫小军，在县城另一头买了房子，住得不算远，但也不近，平时工作忙，一个月能回来一两次。他回来那天，老头子正好不在家，去公园下棋了。我一个人在家包饺子，儿子进来看了一眼，说妈你怎么不买现成的饺子皮，自己擀多累。我说自己擀的好吃。儿子没再说什么，在客厅坐了会儿，忽然问我，说，妈，你们是不是把银行的钱取出来了？

我擀饺子皮的手停了一下，问他，谁跟你说的？

儿子说，银行的同学告诉我的。他昨天气喘吁吁地给我打电话，说有一男一女两个老人把几十万存款全取成了现金，他当时不在，同事跟他说的，他一听描述觉得像你们，让我留心问问。妈，是不是真的？

我低下头继续擀皮，说，是真的。

儿子一下子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又是急又是气，说，妈你们怎么回事？几十万放在家里？你们是不是被人给洗脑了？那些卖保健品的、搞集资的，专骗你们这种老人家！

我说，没人骗我们，我们就是想取出来放在家里，踏实。

儿子的声音高了起来，说踏实什么呀！万一进贼了怎么办？万一失火了怎么办？万一你们自己忘放在哪儿了怎么办？那可是几十万啊，是你们一辈子攒下来的，怎么能就这么随随便便放在家里？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他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他那个样子，好像我们是三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需要他来教。我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拍，说，小军，我跟你爸活了七十多年，我们攒的钱，我们自己能管好。放在银行里，要用的时候拿不出来，你爸住院那次差点耽误手术，你忘了？

儿子被我说得愣了一下，语气软了一些，但还是不依不饶，说，那次是特殊情况，你们可以办一张银行卡，在ATM机上取钱，不用排队的。

我说，我不会用那玩意儿，你爸也不会。七老八十的人了，学不会也不想学。

儿子说，那你们放在家里，万一丢了怎么办？谁能赔你们？

我说，丢了是我们自己的事，不怪谁。

话说到这个份上，儿子的脸涨得通红，他大概没想到他妈这么倔。他在客厅里转了两圈，最后站在我面前，说，妈，我知道你们觉得银行不方便，可那是几十万，万一出点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要不这样，你把钱交给我和我媳妇保管，或者我帮你们办个理财，比放家里强。

我手里正包着一个饺子，听到这句话，手指一使劲，饺子破了，馅露了出来。我抬起头看着他，说，小军，这钱是我跟你爸的养老钱，我们活着的时候，自己管。等我们死了，剩下的自然是你的。但活着的时候，谁也别想动。

儿子站在那里，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转身走出厨房，在客厅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连饺子都没吃。我站在窗口看着他的车开出小区，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又闷又沉。

晚上老头子回来，我跟他说了这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是一片好心。

我说，我知道他是好心，但他的好心，是要我们把钱交出来。交给他们保管，那跟存在银行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同样不是我们想拿就能拿的。

老头子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儿子跟我们闹了别扭，一个月没回来。我心里头难受，但我不后悔。我想得很清楚，老年人养老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有钱却做不了主。你把钱交给儿子，交给银行，交给任何人，你就等于把养老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别人对你好，是你的福气，别人对你不好，你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只有钱在自己手里，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

当然，我也知道，钱放在家里不是长久之计。安全确实是个问题，这也是我每天都悬着一颗心的原因。老头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天吃完饭，他忽然跟我说，咱们想个办法，把钱分散开，不要都放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那天晚上，我们俩又把地板砖撬开，把三十六摞钱取出来，重新分配。五万放在墙角的地板砖下面，五万放在厨房米缸里，用一个塑料袋裹严实了埋在米里头，五万放在阳台那盆最大的君子兰花盆底下，用塑料布包了好几层，剩下的分成几份，分别藏在衣柜的夹层里、旧书柜最底层那排不看的书后面、床底下那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每一处都做了防水防潮的处理，每一处都只有我和老头子两个人知道。

做完这一切，我的心里踏实多了。这就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连我们没读过几年书的人都懂。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有惊无险。到了夏天，老头子也遇到了一件让他难受的事。

那天下午，老头子去公园下棋回来，脸色不太好。我问他怎么了，他没吭声，坐到沙发上发了半天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跟我说，今天在公园碰到老赵了。

老赵是老头子在煤机厂的同事，比他大两岁，退休好多年了，平时也爱在公园下棋。两个老头棋力相当，经常杀得难解难分，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

老头子说，老赵退休以后，把积蓄都给了儿子，帮儿子在省城买了房子。当时老赵说，反正自己也没几年好活了，钱留着也没用，不如给儿子减轻点负担。他儿子当时也在场，拍着胸脯保证，说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二老，让他们享福。老赵听了，高高兴兴地把钱全拿出来了，把自己的老底都掏空了。

今年年初，老赵的老伴中风了，半身不遂，需要人照顾。老赵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想搬去跟儿子一起住，让儿子儿媳妇搭把手。结果儿媳妇不同意，说家里房子小，住不下，让老赵自己请个保姆。老赵哪还有钱请保姆？他的钱全给了儿子，自己每个月就两千多块的退休金，请保姆都不够。他找儿子商量，儿子支支吾吾的，一会儿说工作忙，一会儿说房贷压力大，就是不肯松口。最后老赵没办法，把老伴送进了养老院，自己也跟着住进去了。两千多块的退休金，住养老院都不够，还得儿子补贴，儿子每个月给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每回都要拖好几天。

老头子说，今天在公园碰到老赵，他是回来收拾东西的，要把老房子租出去，租金补贴养老院的费用。老头子说，老赵老了，头发全白了，精神也不好了。他坐在他们以前经常下棋的那张石桌前面，发了好久的呆，然后跟老头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老哥，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把养老的钱交给任何人，亲儿子也不行。

老头子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我听的时候，眼睛红了。他们老哥俩一辈子的交情，看到老朋友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头比谁都难受。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

那天晚上，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又是谁都没睡着。我知道老头子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如果我们把钱给了儿子，会不会也落得跟老赵一样的下场。我们的儿子不是坏人，女儿也不是，可人心这东西，谁说得准呢。当你手里有钱的时候，你是有筹码的人，你说的话有人听，你的意见有人尊重。当你把钱交出去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所有的筹码，剩下的只能靠别人的良心。良心这东西，靠得住吗？

天快亮的时候，老头子翻了个身，跟我说，老太婆，咱们那钱，藏好了吗？

我说，藏好了。

他说，那就好。

他翻回去，不一会儿，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这件事过去以后，我跟老头子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们决定不把藏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儿子和女儿。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不想把他们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手里有一大笔钱放在家里，万一让儿女知道了，他们难免会有想法，亲戚也难免会来借。我们不想到老了还要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就想安安静静地过完剩下的日子。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今年中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的秘密彻底暴露了。

中秋节那天，儿子带着儿媳妇和孙子回来了，女儿也带着女婿和外孙女从外地赶回来。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我跟老头子高兴，做了一大桌子菜。吃完饭，女婿提议打麻将，儿媳妇和女儿都响应，四个年轻人在客厅摆开了阵势，我跟老头子在旁边看热闹。孙子和小外孙女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地捉迷藏，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没在意，过年过节的，孩子高兴就好。

问题就出在这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玩的时候，不知怎么钻到了床底下，把那个旧行李箱给拖了出来。行李箱的拉链没拉紧，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其中就包括我藏在里面的几摞钱。

小孙子举着一摞钱跑出来，大声喊着，奶奶奶奶，箱子里有钱！

客厅里的麻将声戛然而止，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小孙子手里的那摞钱，又转过头来看我。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赶紧走过去，从小孙子手里把钱拿过来，顺手塞进围裙口袋里，说，奶奶存的钱，小孩子别乱动，去玩别的。

我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但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那一摞钱少说也有三五万，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把几万块钱现金随随便便放在床底的旧行李箱里，这事本身就不正常。

儿媳妇看了儿子一眼，儿子低下了头，不说话。女儿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欲言又止。女婿和女婿倒是没说什么，但眼神明显不一样了。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当众抓包了一样。可我转念一想，我又没偷没抢，这是我跟我老头子辛辛苦苦攒的钱，我放在自己家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一想，心反倒安了下来，腰杆也挺直了。我把围裙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大大方方地放回卧室的床头柜抽屉里，然后回到客厅，说，继续打牌啊，都愣着干嘛。

儿子这时候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妈，咱们出来说会儿话。

我知道今天躲不过去了，就跟儿子走到了阳台。阳台上晾着洗干净的床单和被套，夜风吹过来，带着洗衣液的清香味。儿子站在我面前，表情很复杂，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我先开的口，说，你是不是想说钱的事？

儿子点了点头，说，妈，你们是不是把银行的钱全取出来了？

我说，是。

儿子深吸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说，妈，我知道你们对银行有意见，但是几十万放在家里真的不安全。我今天亲眼看到了，你们把钱随随便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里，连个锁都没有，要是哪天真的遭了贼，或者家里失火了，怎么办？那不是几千块几万块，那是你们一辈子的积蓄啊。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楼下的路灯。路灯下面有一只野猫蹲着，尾巴慢慢地甩来甩去。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说话。

我说，小军，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赵叔叔的事，你听说过吗？

儿子愣了一下，说，赵叔叔？他怎么了？

我把老赵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老赵把钱给儿子买房，到老伴中风，到儿媳妇不愿意让他们住，到老赵住进养老院，到现在要把老房子租出去才能维持生活。我讲得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刻意渲染，就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地说出来。

儿子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阳台上的风吹得床单猎猎作响，那只野猫也不见了踪影。

我说，我不是说你不好，也不是说你妹妹不好。你们都很好，都孝顺，逢年过节回来看我们，缺什么给买什么。可我和你爸活了七十多年，见的事情太多了。老赵当初也觉得自己儿子好，觉得儿子靠得住。结果呢？人这一辈子，最难说的就是以后。现在你们觉得我们放钱的方式可笑，可我们图的就是一个心安。半夜醒来，想到脚底下有这么一笔钱，想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能自己应付，我们才睡得着觉。你要是真的为我们好，就别管钱放在哪儿，让我们自己做主。

儿子低着头，半天没说话。他大概在想我说的话，在想老赵坐在石桌前发呆的样子，在想我说的那些关于以后的事。最后他抬起头来，眼睛有点红，说，妈，我知道了。以后这事我不问了。

他转身回了客厅，我站在阳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夜风凉飕飕地灌进肺里，可我心里头是暖的。

那天晚上临走的时候，儿子把一双新买的棉拖鞋放在门口，说天冷了，让我们注意保暖。又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说里面是鲜肉月饼，他媳妇自己做的，让我们尝尝。他站在门口换鞋的时候，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彼此都没再提钱的事。

从那以后，儿子女儿再也没问过存款的事。他们来家的次数反而比以前多了，有时候带着孙子来，有时候空手来，就坐坐，吃顿饭。女儿有一天悄悄跟我说，妈，你们那钱要是不方便放，我们家的保险柜空着，你们拿过来放也行。我笑着说不用了，女儿就没再提。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早起买菜，做饭，遛弯。米缸里埋着钱，花盆底下藏着钱，地板砖下面压着钱。每天踩在地板上，知道脚底下有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的底气，那种踏实是任何一种理财产品都给不了的。

有时候我跟老头子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他会忽然问我，说老太婆，你说咱俩还能活几年。

我说，不知道，能活几年算几年。

他说，那这些钱花不完怎么办。

我说，花不完就留给儿子孙子，但怎么花，花在哪儿，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咱们活着的时候，谁也别想替咱们做主。

老头子点了点头，眯着眼睛看天边的云彩，说，对，自己做主。

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他微微地笑着，表情平静而满足。我看着他，也笑了。我们这辈子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出人头地，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但我们靠自己的一双手攒下了这笔钱，靠自己的脑子守住了这笔钱，靠自己的倔强保住了自己做主的权利。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骄傲的呢。

钱，说到底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选择的权利。选择怎么活，选择怎么死，选择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是被人扶着走还是被人推着走。我和老头子选择了自己走，哪怕走得慢一点，哪怕走得磕磕绊绊，但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

这就是我们的决定，一个七十岁老太太和她七十三岁老头子的大胆决定。别人怎么看，我们不在乎。我们自己觉得好，那就是好。活到这个岁数，还有什么比自己的感觉更重要的呢。